路径依赖

因审核原因，节目中某些部分可能出现不连贯的听感，抱歉！ 一场历史性的访美之旅落下帷幕。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打破近十年坚冰、实现互访，堪称今年分量最重的外交大戏。在刷屏的仪式感背后，双方在实质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共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这次元首会晤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外界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伊朗问题、台湾与日本问题，以及AI军备竞赛，拆解这场历史性访美背后的三条暗线。 Part 1｜伊朗：新问题与降温 02:25 伊朗是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最关心、也最有求于中方的议题，双方将其列为实质性成果的首位。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征收通行费"这两项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可以预见，伊朗问题及其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望进入中美合力解决的快车道。更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报中提到，特朗普希望中国提高成品油产量——这是否如部分美媒所言，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求援"，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无论答案如何，能源危机确实让美国陷入了某种被动，这也为此次互访中种种隆重的仪式感，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注解。 Part 2｜二战盟友，旧瓶新酒 13:14 2026年并非二战爆发或胜利的整数纪念年份，但此次会晤中，双方却在成果清单和系列讲话里高调重温中美二战同盟情谊，颇为不同寻常。今年恰逢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一强调的重心在于维护战后秩序，而非单纯纪念战争胜利，也鲜明体现了特朗普对所谓"G2格局"的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关成果公布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反应激烈：重提二战同盟，让当年的共同敌人日本坐立不安，也让台湾当局无所适从。这是本次会晤成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项。它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委婉松动对台立场，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Part 3｜AI作为一场军备竞赛 26:24 全球AI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这也让这场技术竞争越来越像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一国为自保而增强实力，却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各方都被迫竭力扩充军备，陷入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今天的AI竞赛，恰如彼时彼刻，中美或将面临一场"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合理管控各自的AI发展节奏，AI带来的社会风险就有望得到控制；但如果双方都无法抵御背叛的诱惑，试图通过暗中放任AI发展来谋取地缘政治优势，就会陷入AI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中，像AI这样军民界限模糊、又深度嵌入经济体系的技术，与当年的核武器一样，是国际监管合作中最难啃的骨头。所幸此次会晤就AI问题建立了对话管控渠道。AI治理并非无解，而人类未来的走向，或许正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抉择。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探讨下一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注定是和平年代人们最热衷的国际政治谈资。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有人认为世界大战遥不可及，也有人认为它早已悄然爆发。尽管2026注定是战火频仍的一年，但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了吗？ 图1：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数据表明，进入2020年代后，全球国家间战争的伤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 Part 1：「世界大战」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04:37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始于1914年和1931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如果代入当时人们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确信自己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呢？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一场战争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大战"，其实是在战争进程与战后的历史总结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 1848年，"世界大战"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但那时它不过是用来形容一场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战争的夸张说法。一战爆发之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世界大战的意义。然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围绕"二战"爆发的讨论甚嚣尘上，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预见它的规模。二战真正爆发后，身处其中的各国，也没有在第一时刻认定自己处在世界大战当中，仍主要将自己卷入的局部战事视为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皆是如此。直到美国参战之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才被不断强调、逐渐建构与凸显，为了团结广大反法西斯国家的精神符号。 图2：发表于1934年《群言》杂志上的文章，代表着民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兴趣。 Part 2：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8:15 图3：凡有世界大战，必有大规模军事联盟 世界大战的根本定义在于两个要素：其一，需牵涉众多主要国家，引发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争；其二，战后必须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以此为标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可扩充至至少五次。纵观历次世界大战，国家间联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表明，联盟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凡有世界大战，战前必有大规模的国家间结盟。这一理论由两项机制支撑： 其一，世界大战意味着多边战争，而"选边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国家的轻举妄动。然而一旦联盟确立，第三方国家的立场便变得相当明确，这反而提升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938年前后，希特勒在欧洲的布局，特别是与苏联结成互不侵犯同盟，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入侵波兰的重要因素。 其二，盟友与盟友的盟友，共同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某处冲突爆发，便可能牵动整个联盟网络，将各方悉数卷入战局。在一战当中，由一声枪响引发的世界大战，其关键机制就在于原本处于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经由双方各自的盟友以及盟友的盟友网络传递，成了一场大规模世界大战。 Part 3：今天的世界并未出现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 40:20 大规模国家间联盟是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而在2026年，我们并未看到这一条件的出现。就美国而言，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不断消耗着美国战后数十年苦心经营、赖以维系的盟友网络；而中国则始终奉行不结盟政策。面对"中美必有一战"这一潜在结局，世界主要大国均未通过结盟来完成选边站队——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至今仍未出现。 参考文献： 关于世界大战的名称流变，可见 Wilton, David. 2021. "World War." Wordorigins.org,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wordorigins.org/big-list-entries/world-war.与 张士伟. 20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称的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年7月8日. https://www.cssn.cn/lsx/slcz/202507/t20250708_5885187.shtml. 关于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理论，可见：Vasquez, John A., and Ashlea Rundlett. 2016. "Allianc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Multiparty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8): 1395–1418. doi:10.1177/0022002715569770.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8月底，一场劳资纠纷登上了热搜：汽车行业知名供应商星宇股份以"二选一"的方式逼退应届生，引发广泛争议。比争议本身更值得思索的，是其中发酵出的"告洋状"现象——据称，一些被逼签的应届生将举报材料投向了欧洲车企，甚至试图触达欧盟，希望借助境外的跨国监管力量，倒逼国内的星宇股份。"告洋状"到底管不管用，也成了这几天争论的焦点。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告洋状何以可能？为什么欧盟总能拿捏跨国企业？它背后的跨国监管体系是怎么发展、怎么运行的？它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把万能钥匙吗？ Part 1：跨国监管与「看得见的手」—— 长臂管辖、阿尔斯通与安世案 07:31 围绕"告洋状"的争议，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概念——"跨国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现象：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规则，通过某种跨国机制，被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企业之上。这种强加有时粗暴直接，有时迂回间接。粗暴直接的一端，体现为"长臂管辖"——过去的阿尔斯通案，以及最近的安世半导体案，展现的正是这种直接强制的跨国监管。 图1：《美国陷阱》与阿尔斯通案 Part 2：跨国监管与「看不见的手」—— 加利福尼亚效应 18:05 监管规则还有另一种向境外传递的方式，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简单来说，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于是在美国率先出手，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加严苛的排放标准。由于加州本身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汽车市场，车企为了保住这块市场，被迫改进自己的排放技术——而与其单独为加州开一条生产线，不如干脆把这套更严格的标准，直接推广到加州以外的其他市场。这种监管规则从一个地区出发，借由市场机制扩散到全球的路径，就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是监管规则向外扩散最经典的一种间接方式。 Part 3：欧盟的监管崛起与「告洋状」的复杂一面 31:31 今天的欧盟，似乎成了全球监管力量下手最狠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人类对大企业的系统性监管，起始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型垄断巨头的崛起，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老罗斯福任内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打击垄断组织，开启了监管大企业的先河。 1990年之后，这股监管力量出现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大反转。欧洲率先树立起"预防原则"这套监管理念，并借助一个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催生出比"加利福尼亚效应"更强大的"布鲁塞尔效应"。欧洲由此开启了一个强监管年代，成了跨国巨头的克星——苹果、谷歌、Meta这些曾经予取予求的巨头，纷纷在欧盟栽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告洋状"是一件真正好用的工具。在今天的星宇事件里，它未必真的立了功；而放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中，跨国监管也未必总能带来正向效应——它同样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或者被地缘政治武器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有关"加利福尼亚效应"，请见：Vogel, D. (199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布鲁塞尔效应"，请见：Bradford, A. (2020).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越南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请见：Malesky, E., & Mosley, L. (2018). Chains of lov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firm‐level diffusion of labor stand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3), 712–728. 有关"跨大西洋监管大反转"，请见：Vogel, D. (2012). The politics of precaution: Regulating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先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最近有出行行程，并且更换了设备，这次录音在中段不小心纳入了一些背景杂音，已尽力消除，还希望大家包涵~ 2026年已经走完三个季度。对美国来说，这一年的外交战线堪称"四处出击"——年初的委内瑞拉算是唯一达成目标的行动，但除此之外，在格陵兰，在伊朗，在北美，美国几乎处处碰壁。上周，美加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式破裂，美加墨协定（USMCA）名存实亡。为什么是加拿大？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点？对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来说，这场新的贸易战究竟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拆解。 Part 1：美国的内忧：债台高筑，物价难降，大考将至 04:30 中期选举步步逼近，特朗普手里的经济牌却不太好打。政治、社会、外交本就四处碰壁，原本该是压舱石的经济，这次也没能幸免。本月，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虽然距离债务危机还有距离，但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利息成本持续攀升，通胀迟迟承压——多重压力压顶而来。而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了一个数字上：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 图1：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图源：皮尤中心） Part 2：美国的外患：雷声大、雨点小的对伊朗D-Day制裁 04:30 随着《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到期，美伊不欢而散，美国顺势对伊朗的地下交易网络与"影子船队"祭出新一轮制裁。实体清单上密密麻麻列出了不少据称是伊朗"白手套"的企业，但美国在明、伊朗在暗，面对这个本就难以观察和追踪的地下交易网络，再猛烈的制裁也很难伤其筋骨。雷声大、雨点小，是这轮制裁给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但比起制裁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场"石油危机"中所扮演的缓冲角色——这一点，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政界的视野。 Part 3：特朗普苦寻软柿子，但加拿大这次说不 24:15 美加墨协定（USMCA）本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难得的外交遗产，但随着他的贸易立场愈发激进，这份协定反过来成了束缚他手脚的约束。2026年恰逢USMCA的续签年，特朗普却早早拒绝续签，转而强行重启谈判。在"解放日"关税方案于国内受阻后，他另辟蹊径，于7月20日援引1930年关税法，直接对加拿大开刀，试图以打促谈。然而，极限施压这一套戏码，这次并不灵验。一边是深陷石油困境、又要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另一边，是坐拥美国头号石油来源国地位、背后有加拿大民意撑腰的卡尼。这场对峙，依然胜负难料。 图2：加拿大是美国头号石油进口来源国，特别是重原油资源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本期节目会涉及一些有关《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的剧透内容，建议大家观影后收听～ 「龙餐馆」专题第二期，我们来谈谈战争爆发之后的故事。 整部电影的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后「中东某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不断的战乱螺旋与国家失序，并由此催生了诸多人道主义悲剧。然而，这些悲剧的根源，与其说是美军的军事行动本身，不如说是美国在战后重建——那场失败的「新伊拉克」建设——所埋下的祸根。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聊，美国的「伊拉克大捷」是怎样变成一地鸡毛的？ Part 1：仓促的的「新伊拉克」计划 03:14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所向披靡并不令人意外。不到一个月的摧枯拉朽之后,萨达姆政权便告垮台,伊拉克随即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战后治理阶段。然而,无论是与二战后占领纳粹德国、日本的周密计划相比,还是与阿富汗战争后相对快速的国家重建相比,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计划都显得异常仓促。这份计划的核心,不过是两条原则——有限的「去复兴党化」,以及对伊拉克军队的渐进式改造。然而,这项本就温和的方案,最终却在重重掣肘之下未能成型。 Part 2：美国的官僚内斗与布雷默的登场 15:38 图1：伊拉克「总督」布雷默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有一个更具学术影响力的理论贡献——「官僚政治模型」。该模型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并非源自某个理性决策者的一贯意志，而是国务院、国防部等各权力部门相互博弈、彼此拉扯的产物。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中，这种"鸽派—鹰派"式的权力角力表现得尤为显著：原本主张温和方案的旧有机构,在这场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被架空、边缘化;而布雷默则以精英外交官与反恐专家的双重身份,粉墨登场,填补了权力真空。 Part 3：两条法令与伊拉克的历史转折 28:13 布雷默上任伊始，便签署了两道行政命令——第一号令与第二号令。这两纸文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伊拉克战后重建走向失败的关键转折点。第一号令，将原本温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推向了更激进的清洗；第二号令,则是一纸放虎归山的决定——解散整个伊拉克军队。一激一放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伊拉克国家秩序就此彻底崩溃。 尾声：伊拉克政治与龙餐馆故事 40:00 参考文献 有关伊拉克战后治理的纪实时间线内容，可见：Garrett,M.,Graff. 2023. "Orders of Disorder." Foreign Affairs, 5月5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raq-united-states-orders-disorder. (2026年8月22日). 有关布雷默决策幕后过程的信息，来自 Miller Center. (2019, August 19). L. Paul Bremer III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s://millercenter.org/the-presidency/presidential-oral-histories/l-paul-bremer-iii-oral-history 有关伊拉克军队解散后的余波，可见 Thompson, Mark. 2015. "How Disbanding the Iraqi Army Fueled ISIS." Time, May 29, 2015. https://time.com/3900753/isis-iraq-syria-army-united-states-military/.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