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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史话·十】1992年巴塞罗那:新国家,新统一,新希望
FEB 14, 2024
【奥运史话·十】1992年巴塞罗那:新国家,新统一,新希望

在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奥运的历史被各类争议和冲突所笼罩。因此,1992年这场奥运,让人欣慰地看到了开放和团结的希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德统一,苏联和南斯拉夫相继消失,世界各地的政治变化使得奥运会自1972年以来首次在没有抵制的情况下举行。本期奥运史话素材来自于本台俄语部记者Anne Morzine。

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于1987年加入巴塞罗那奥组委。他首先担任技术和基础设施总经理,然后担任运营总经理,并在奥运会期间担任奥运村总经理。在投身奥运之前,他曾在西班牙索尼公司工作。这一事业大转向据他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组委中,“没人有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他解释道:“当时我们主要的挑战是奥组委中没有人有组织如此大型活动的经验。我们和曾在其他奥运组委会工作过的人交流过,我甚至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在韩国住了三个月,以跟踪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但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里,没有人有这样直接的奥运的经历”。

“奥运会是一项需要提前计划和准备的活动,但奥运会的进行方式是非常分散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你必须明白,一旦你把团队派到现场,你提前准备好的计划和安排无论有多么周密,最终都会以混乱的方式进行。因此,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信任你的团队,其次,给予他们实地决策的自由度。当有事发生时,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向上级汇报咨询,而问题必须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谨慎选择和构建团队”。

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于7月25日开幕。开幕仪式的场景取材于赫拉克勒斯,即巴塞罗那创始者的神话传说。 开幕式的歌曲《巴塞罗那》原定由Freddie Mercury和Monserrat Caballé演唱,但Mercury在奥运会开幕前8个月去世,因此7月25日开幕式播出的是两人的录音。在开幕式上,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与何塞·卡雷拉斯(José Carreras)现场表演了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唐·布莱克(Don Black)创作的歌曲《永远的朋友》(Amigos Para Siempre),此曲成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另一首标志性歌曲。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Cobi的小狗,它一只加泰罗尼亚牧羊犬,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巴塞罗那奥组委的缩写COOB'92。Cobi由瓦伦西亚设计师Javier Mariscal设计。至于奥运会的官方会徽,则以一个男子跳过由奥林匹克五环组成的障碍物的抽象图形来表示,由巴塞罗那艺术家何塞普·玛丽亚·特里亚斯所设计。

与所有奥运会一样,巴塞罗那奥运会也没逃开地缘政治和国际外交。法国奥运历史学家蒂埃里·特雷(Thierry Terret) 解释说,从1989年到1992年,历史的加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政权在欧洲终结、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变化活跃、许多国家新近取得独立、一些旧日的敌人重新修好… 蒂埃里·特雷总结感慨道:“在巴塞罗那奥运会那个时代,西班牙有幸逃过了最困难的国际地缘政治大变迁,但世界其他地方却正处于重构的过程”。

新的国家

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统一了的德国派出了联合代表队。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回忆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德国统一后,就共派代表队前来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事宜,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困难。“我记得我们与不同国家的奥组委举行了会议。当时我会见了西德国家奥委会和东德国家奥委会的代表。但最终,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们只是简单地通知了我们东西德代表队合并的消息,并且没有造成任何组织方面的问题”。

据卡尔沃回忆,1992年奥运会上较大的挑战,是苏联解体和巴尔干战争之后,新独立国家的涌现。“巴尔干地区当时正在爆发战争,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与南斯拉夫国家奥委会合作时的所有日常联系。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则成立了各自的国家奥委会”。

历史学家蒂埃里·特雷认为,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拥有自己的奥委会并参加奥运会是得到国际层面认可的重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奥委会几乎扮演了“造王者”的角色:一个新国家的国家奥委会一旦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往往会在联合国层面也得到合法化。

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首次作为独立国家参加奥运会。阿曼多·卡尔沃回忆道:“当时,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歌。我们要求这些国家为我们提供各自的国旗和国歌,因为当时我们有的,只是南斯拉夫的国旗和国歌”。

此外,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还是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作为独立国家,以本国国家队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与苏联其他的前加盟国不同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及时提交了国家奥委会的注册申请,并恢复了在二战前夕中断的会员国资格。因此,这三个国家各自的代表团都得以前往巴塞罗那参赛。

中立运动员

塞尔维亚获准派代表团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但条件是其运动员必须遵守奥林匹克中立原则。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解释称,当年的奥运组织者担心,巴尔干战争会在代表团之间造成冲突,因此在奥运村为塞尔维亚运动员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不过,前南斯拉夫国家队之间的互动在奥运会期间没有造成任何问题。他回忆道: 在奥运村,比赛期间,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亲眼目睹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运动员之间的互动,我看到在奥运村的食堂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并肩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由于中立原则,塞尔维亚运动员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既没有使用本国国旗,也没有自己的国歌。卡尔沃表示,从体育的角度来看,我记得南斯拉夫篮球队入选了奥运会比赛,但南斯拉夫当时已经消失了,南斯拉夫球队因此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际篮球联合会就必须寻找替代者。最后,塞尔维亚人以独立奥运会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1992年奥运会,即只参加个人项目,不参加团体项目。当塞尔维亚运动员进入体育场或获得奖牌时,我们使用的是奥林匹克旗帜,奏响的是奥林匹克会歌。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巴塞罗那奥组会和巴塞罗那市民向萨拉热窝的民众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萨拉热窝也是一个奥运城市,那里曾经举办过1984年的冬奥会。

联合团队

1991年,苏联解体。并非所有从中新独立出来的国家都有时间去申请注册自己的奥委会。鉴于这种情况,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允许前苏联成员国组成统一的团队参加比赛。这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一队伍的名称缩写为“EUN”,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独联体代表团的缩写。当其成员在团体项目中获胜时,会升起奥林匹克旗帜;当运动员在个人项目中获胜时,会升起运动员祖国的国旗。

卡尔沃回忆称:“开幕式上,独联体代表退的各国队伍举着自己的旗帜行进,但前面有一面共同的旗帜,即奥林匹克旗帜。在奥运村,每当新代表团抵达时,我们都会举行正式招待会,欢迎新代表团,发表简短讲话,升国旗,奏国歌。就前苏联成员国而言,我们接待了一个由12个小组组成的代表团,每个小组代表一个前共和国,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国旗。欢迎他们的时候,我们在奥林匹克会歌声中,升起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旗帜”。

奥运遗产

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在评论1992年奥运会留下的遗产时说道:“我们可以说,是这次奥运会让巴塞罗那进入了世界版图”。

事实上,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经常被认为是奥运会对主办城市产生积极影响的例子。为了奥运会,巴塞罗那市对社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奥运城市改造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巴塞罗那港口区。靠近海岸而建的奥运村与新街区重塑了巴塞罗那海滨城市的新形象;前工业港口的水域得到了过滤,新的海滩和休闲区得以开辟。如今,该地有着热闹的住宅区,和热门的旅游景点,1992年的奥运会对此功不可没。

阿曼多·卡尔沃肯定地说,自1992年奥运会以来,前往巴塞罗那的游客量大幅增加,他特别强调了海路旅游的重要性,即巴塞罗那港迎接的各类游船。

对于卡尔沃本人来说,他参与组织和执行的1992年奥运会让他感到自豪的主要原因,则是有机会为当地社区做一些事。他解释道:“我在一家私营公司工作后,加入了奥组委。奥运会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私营部门。我很自豪能够为这座城市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会有机会为人们服务。在组委会内部,我有机会为巴塞罗那人创造一些东西,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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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福朗为他在狱中的中国丈夫呐喊!
JAN 26, 2024
法国人福朗为他在狱中的中国丈夫呐喊!

2024年的1月27日是中法建交60周年的日子,巴黎与北京都举办隆重的庆祝仪式,不过,正如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六十年来,法中关系风波不断,如果说今天双边官方以及企业之间的交往继续维持的话,双方民间的交往却滑入低谷,与双边关系有关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也面对重重隔阂。法国人弗朗的个人经历似乎就具有代表性。

今年77岁的法国人弗朗在他的中国丈夫被逮捕判刑之后,试图与法中双方的官方交涉争取维护他作为家属的通讯权与探望权,但三年来,他却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回应。

在沉默压抑了近三年之后,弗朗终于在一个月前亲自来到法广讲述他的故事:“我叫Franois Dupouy,今年77岁,我曾经是法国一个制造业集团的高管,62岁退休之后,我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注册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十分难学,我决定到中国就地学习,注册在北京语言大学,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中文的那一年,遇到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我的丈夫吴显乐来自河北邯郸的一个红色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从1949年就是党员,曾经是解放军军人,他的家人,兄弟姐妹九个都是政府的官员,他有一位兄长,是邯郸市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他17岁的时候被挑选到北京上学,先是在空军部队工作,他在北京党校读了本科,之后,他被送到空军指挥部工作三年,据他介绍,他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职务。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军队裁员的时候,他被派到统战部工作,他在海外侨民联络部工作,2007年,他被派到统战部培训部工作,当时他的办公室就在中南海对面,据他介绍,他曾经与胡锦涛合作紧密,他所在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他的同事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新加坡,研究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他说,那时他每周都去胡锦涛的办公室。两会的时候,他每天都要与党代表一起吃饭。但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所在的工作小组被解散,之前的工作也不再继续。但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习近平有他自己的班子,他要求给他写稿子的人都必须是博士,而他并不是博士,所以,他并不感到惊讶。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发生。他逐渐受到压力,他的办公室被其他人占领,他的购物卡也被取消等等,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退休就离开中国。“

然而,据弗朗介绍,2021年1月26日,他的丈夫吴显乐却突然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一年之后,他被判处11年的监禁以及三十万元的罚款。至于他被逮捕以及被判刑的原因,中国当局以国家机密为由未向外界披露任何信息,就连吴显乐的家人,他的女儿也没有任何信息。

最令弗朗感到压抑的是,虽然他们两人早于2014年4月在巴黎市政府正式登记结婚,但作为吴显乐的家属,他不仅无法了解他的丈夫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刑,而且,由于他们两人的同性婚姻并不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他没有任何权力前往监狱探望他的丈夫,也无法与他的丈夫通信。

那么,他是否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法国以及欧盟驻中国的使馆同中方交涉?对此,弗朗先生苦涩地回答说:“我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我想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我的丈夫是中国国民,这是中国的内部事件,外国似乎无法干涉。我曾经同法国外交部交涉,因为鉴于我们结婚已经超过五年,是否可以让我的丈夫获得法国国籍,但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回音。同样,我查了一下法律,法国的规律规定,配偶一方有权力领养对方的子女,我还为此咨询了一个律师,但是,当配偶的孩子是外国人时还必须获得他所在国的法律的接受。我丈夫的女儿也咨询了相关规定,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能领养未成年的孩子,当然,法律是法律,但是,律师告诉我,在特殊的政治原因下,类似的领养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因此再度致函法国外交部,我同样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同样,弗朗也没能从他的丈夫在中国的朋友以及家人中获得任何关于他丈夫的信息,唯一与他保持联络的是他丈夫的女儿,她每个月可以按照规定前往天津探望她的父亲,之后,向弗朗汇报一下她的父亲的状况。据她向弗朗介绍,她父亲被逮捕的时候,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统战部的人曾经向她表示,她父亲并不是唯一被逮捕的,同他一起被逮捕的还有一些别的人,不过,这究竟是真是假,无人可以核实。而吴显乐的兄弟姐妹们几乎都是体制内的官员,虽然之前他们与弗朗多次接触,但是,吴显乐被逮捕判刑之后,九个兄弟姐妹中仅有一人对弗朗的咨询信件作为回复。

对弗朗来说,虽然他已经开始识别汉字,但是,对中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实在是难于理解。在他丈夫刚刚被逮捕不久,她们还收到了司法部门要求支付一万欧元的通知,要求他们一定必须支付这笔费用,弗朗不得不与他的其他家人共同承担,他向中国做了一个五千欧元的汇款,但是,三年之后,他依然不明白这笔钱的最终去处,也不知道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他的丈夫被逮捕之后,他担惊害怕了近三年,不敢向媒体有任何表示,担心会使他丈夫的处境更加糟糕,一直到去年年底,他终于忍无可忍,因为他听说他的丈夫在狱中受到同房囚犯的殴打与侮辱,听说他的丈夫得了严重的眼病也无法获得治疗,这才促使他高声地站出来,为他的丈夫呐喊。他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他的丈夫,至少在他被关押期间能够遵守最基本的人道原则。

法广电话联系了吴显乐在中国的家属,确认了他被判刑以及被关押的事实,不过,至于他是否曾经与胡锦涛亲自合作过,他的家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法广就弗朗的处境致函法国外交部人权大使,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回音。

法国著名汉学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团结中国协会主席玛丽-侯芷明女士对弗朗的个人状况十分了解,她就此向法广评论说:“我认识弗朗已经有两三年,他有一天主动找我要谈他丈夫的情况,他当时看上去很受刺激,精神十分不好。他与他丈夫过去在中国与法国过着很正常的生活,一起出门旅游等等,没有人对他们两人提出任何问题,但是,当局有一天突然把他的丈夫抓起来,说他是特务,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中国政府经常这样,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无缘无故的发现许多特务。所以,我们除了继续支持弗朗之外,也无法知道他的丈夫究竟做了些什么。至于法国外交部,尽管他们表面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但是,或许他们私下与中方有些交涉,这些我们也无法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据弗朗本人介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丈夫在监狱的待遇有所改善。“

非常感谢玛丽-侯芷明女士与弗朗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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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从全球混乱中获益?对以危机为生的少数人的调查
JAN 7, 2024
谁从全球混乱中获益?对以危机为生的少数人的调查

尽管大多数人遭受苦难,但少数人却在战争、流行病、社会或环境危机中致富、获利。 这是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经济参考》栏目的嘉宾克莱芒·法约尔(Clément Fayol)的观察,他和伯努瓦·福孔(Benoit Faucon)、安托万·哈拉里(Antoine Harari)合作共同撰写的新书《一些人的不幸是其他人的生意》由罗伯特·拉丰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嘉宾认为,国际机构“没有武器”来打击这种非正规犯罪。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就为大家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收听。

法国电视24台:你好克莱芒·法约尔。你是《21》杂志的调查部主任。你擅长调查报道。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很特别的主题?

克莱芒·法约尔:实际上,这个主题始于三年半前的一个观察,和我的两个合著者一起意识到,我们对指挥或掌权的关键人物,或是在任何情况下负有责任的关键人物进行的大多数调查,都系统地需要中间人,即处于阴影中的人帮助他们,有时甚至是在世界上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落,可以拥有同样的协助者。 因此,我们对自己说,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减少对公众人物的关注,而是关注这些推动事物进程的人和影子部门,会很有意思。

法国电视24台:调查找到了一切。 还有那些贩卖虚假信息的人、破坏禁运的人,当然还有服务周到的避税天堂,不法银行家、军火商。 这些人是怎么会在全球范围里和你交谈呢?

克莱芒·法约尔:在与消息来源打交道,以及和联系人建立关系时,总是有一些差不多的规则的。 他们可能会为了一个主题来见我们,而我们可能会设法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一些我们没想到会谈论的东西。 他们也可能是自负过头。

法国电视24台:是的,这点在书里可以感觉得到。

克莱芒·法约尔: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有案底,只是默默无闻,有的却被人知晓。面对国际机构和警方,他们多少有点渴望展示自己。他们确实也成功地做成了一些事。有时,我们三人通过积累的线人网络,口耳相传,或是通过渗透作用,从一个来源转到另一个来源,直到遇见一位人物。

法国电视24台:你们的选择是怎么做出的呢?

克莱芒·法约尔: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我们想做的。 这是个目录。 我们不想每个章节或每个中间人只有一个角色。 我们真的很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像部门一样运作。 我们想展示的是他们都是经济部门,并且每个部门都与官方经济、官方政策以及全球化的一些新面貌有关系。 我们只是想看看幕后的情况,看看这种有点肮脏的全球化,尤其是那些利用危机的幕后黑手,实际上维持危机的人。 因为这不仅仅是说人们在危机地区赚钱,因为这可以说是针对…..如记者的,而是说这些人,说到他们正在发展的那些非正式部门,正在帮助冻结一个有问题的局面。你为什么要试图解决一个让你赚钱的局面? 它不仅能赚钱,还能让你占据主动。 而在一个秩序或行动稍微和谐一点的地方,你就无法融入。

法国电视24台:确实,你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可以看到自信的银行家,业可以看到去刚果金沙萨寻找黄金和钻石的冒险家。 但我想重点团体你所说的“护照贩子“,即那些律师事务所准备向你推销护照,因为你来自一个没有真正旅行权的国家,特别是没有进入美国国家或欧洲的权利。

克莱芒·法约尔:我们进行了这项调查。 这一章是与一个财团合作进行的。它叫…….

法国电视24台:记者联盟。

克莱芒·法约尔:与《世界报》、《卫报》等合作,专门研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问题。 我们这本书是这个联盟的合作伙伴。 事实上,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数据显示,数以万计的人如何以10万美元获得多米尼加护照的,然后就可以免签进入申根地区。 事实上,这项调查对我们的主题来说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显示了在这个小岛、只有七万名居民的小岛上,是如何聚集了伊朗革命卫队、中国人、台湾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萨达姆·侯赛因时代伊拉克化学武器负责人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事实上,在这个平行经济的有些不透明和阴暗的世界里,好建议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最终会和那些永远不会交集的人见面。 有的会成为毒贩、有的会成为伊朗的间谍,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与同样的人打交道。

法国电视24台:在你的书中不仅提到了多米尼加,你还提到了其他国家。

克莱芒·法约尔:事实上,在加勒比海地区还有好几个岛屿,多米尼加在这方面颇具象征意义。 但曾几何时,还马耳他。只不过现在的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止步不前了。 但这也有意思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仍在试图破解那些通过文件找到的蛛丝马迹。 但的调查记者面临的风险是总是落后两趟火车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量使用线人的消息来源,而较少使用数据,因为我们认为只有线人的消息来源才能让我们了解今天的暗箱操作是什么,而不是五年、十年前的......

法国电视24台:四万到十万美元才能买到护照。

克莱芒·法约尔:十万美元,官方的说法是投资。 这是一个以国籍作为交换条件的投资计划。

法国电视24台:声称将拥有投资国的护照。实际上是这样的?

克莱芒·法约尔:我的合著者安托万·哈拉里(Antoine Harari)曾去过那里,他看到那里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发展,只有一小撮人在发财,这些人是当地的一些小寡头,他们接管了这些投资项目。 他们将拥有建设的决定权,但当地居民得不到好处。

法国电视24台:没有好处。 石油、钻石,甚至是加密货币。 你去看过这些加密货币的玩家都是些什么人吗?还是那句话,我猜他们在那里扎根也是越来越深了。

克莱芒·法约尔:加密货币。 这非常有意思,因为事实上,有时我们倾向将它看作是一个有点笼统的主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好的调查领域,因为事实上,它是一个值得大量关注的调查领域,值得从一定数量的角度进行刨析和研究。 我们选择的角度是加密货币诈骗,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政治联系成功推出国家加密货币的人,实际上这些都是老掉牙的骗局,只不过披上了新奇和经济革命的外衣。 我们称他们为加密大师,因为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工作方式。 换句话说,人们会把信任股投给一个有魅力的人,结果就是被骗了。根本不存那些加密货币参与者许诺在透明度承诺。

法国电视24台:危机中的暴发户,安保官员,以及在那些国家显然不提供安保的地区向你兜售安全保障的人。

克莱芒·法约尔:安保官员这方面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从西方世界的秩序视野中退后一步。 事实上,当我们退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了巴格达,去了大马士革,去了这个动荡的地区,我们看到,事实上有一众,怎么说呢,安全权贵,将领们发现了自己的权势,然后他们受到安全公司、监控公司的追捧。 我们揭露了一家名为“ Lavinia Pulse“ 的俄罗斯公司,并展示了它是如何提供这些服务的。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一切都与领土和环境有关。 在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安保官员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切断了政治联系、等等,可 他们的生态系统业足够强大,足以让他们有所作为,而且商业是维系他们权力的粘合剂。

法国电视24台:那么,在你们三个所经历过的一切中,你们几乎什么都见过了。 你们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想说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监管来看,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漏洞。

克莱芒·法约尔:是有漏洞,但我们也有。 这是一种非常新闻化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成功地从新闻中、从连续不断的信息流中退后一步,然后找到解读世界和这些大组合的新方法。 不能一味地对危机局势发表一概而论的看法,而不深入到幕后去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坚持的,也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提出一种与国际法或主要参与者相左的新闻报道方式,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法国电视24台:但我们知道,骗子们为了能够做他们所做的事,也就是你在书中所描述的事,在某些时候会从监管系统的共谋中获益。

克莱芒·法约尔:这就是非同寻常的地方,实际上可以看到,正在履行一种职责,在某些主题上确实有着极其明显的使命感,尤其是在长期处于危机之中的地区,例如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在那里,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新平衡是在这些支柱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支柱正是这些商人、骗子和暴发户。

法国电视24台:因此,国际机构也是一致的。 在这些骗子和一种非正式的监管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

克莱芒·法约尔:这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机构没有对付这种非正式监管的武器。 也就是说,国际机构原则上有一套代表制度,有一套以官方外交和代表制为基础的平衡世界的制度。 事实上,如果你看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到达,你就有义务接受他作为对话者。 这就是国际代表权的原则。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说的是不要再天真了。 试着去理解天真。 是的,有很多天真,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要么是处于一种不想和那些不可来往的人进行讨论的外交中,要么是处于一种认为对话者忽然间成为可以接受的人的外交中。 而事实上,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也没有这种现实的方法来理解什么赋予我们对话者的合法性?

法国电视24台:最后一个问题,相当简短的回答,你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哪个大陆受到这些骗子影响最大、受害者最多?

克莱芒·法约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认为没法进行比较。 真的找不到哪个大陆比其他大陆受到的影响更大。 我认为当今最不透明的大陆是亚洲。 无论如何,从记者的角度来看,亚洲是最难开展工作的地方。 然而,很多线索最终都在汇集到那里,也就是说大部分是死胡同。 在书中,我们看到下一站将是香港、上海、越南、新加坡。 事实上,确实也很多谈论到迪拜,但亚洲的这个地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法国电视24台:非常感谢 克莱芒·法约尔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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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要征服台湾?
JAN 5, 2024
中国为何要征服台湾?

台湾的总统和立法选举将于1月13号举行,这是今年的第一个重要选举,和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呼应,这个选举是目前国际社会聚焦点,台湾大选每四年一次,从1996年以来都要引发台海的危机,今年的台湾大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被认为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竞争的潜在爆发点,而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有从经济竞争升级为直接军事接触的风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将中华民国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他个人“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核心,他也将这一目标描述为历史的必然。那么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为什么对台湾的野心不减,法国世界报曾刊出一篇文章分析认为,对台湾的威胁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机会,既可以将台湾置于其专制控制之下,又可以瓦解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北京计划在必要时用武力征服台湾,有多方面的历史、战略和地缘政治原因。

中国的多个动机中,首先就是寻求统治所有讲中文的人

文章认为,1949 年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从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能在内战中存活下来,并很早就否认了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1934 年,毛泽东公开表示支持台湾独立,但为何在 1949 年要"解放 "台湾,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汉学家斯特凡-科尔库夫(Stéphane Corcuff)指出:"原因很简单:中华民国并没有消失。”中国政府目前的主张是 "中国的领土归属主义,其目的不是将台湾'统一'到中国,而是以历史、种族或语言为由吞并一个主权国家"。

但北京的动机不限于政治,也与地缘政治和战略有关。

摧毁美国的 "第一岛链 "联盟

2022 年的中国与 1949 年末成立年轻的共产党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这使北京得以宣称自己是超级大国,并与美国展开竞争。但东海和南海的地理位置及其邻国的联盟正在挫败它的霸权野心。中国 14,000 公里的海岸线面临着所谓的 "第一岛链"。该“岛链”由美国的四个盟国组成: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前三个国家分别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提供被这些国家视为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韩国有两个美国海军基地,日本有六个。目前的菲律宾总统一改前任与中国接近的政策,大大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野心。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朱利安(Marc Julienne)分析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在中国海内,无法自由出入太平洋,因为它面对的这一连串岛屿都是与它保持相对敌对关系的国家。”

“第二岛链”包括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在关岛的主要海军基地所在地)、帕劳(以前由美国管理的领土)和日本的小笠原群岛。

马克-朱利安解释认为,中国军事吞并台湾的目的和后果之一是大大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并确立中国的统治地位。原因与其位于“第一岛链”中心位置有关,他认为"台湾是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一把锁"。

同时,中国正在寻求瓦解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网络。其目的是让中国军队能够利用拒绝进入战术劝阻美国介入该地区,这将大大增加美国人接近中国和台湾的难度。而当美国不再有能力保卫日本时,同盟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法国国防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曾评论说,美国作为该地区安全保障者的可能消失 "将是一个战略转折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韩国和日本等国,确实存在着为更广泛的核扩散开辟道路的风险"。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它们可能会寻求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

核威慑力量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潜在目标涉及其核威慑力量,尤其是其远洋部分,因为一些地理因素限制了中国弹道导弹潜艇(SSBN)的机动性。

目前由两条岛链组成的网格使美国的盟国很容易发现试图进入太平洋的中国潜艇。日本、美国和台湾都拥有非常出色的反潜战能力,有能力追踪这类潜艇。

但最重要的是,南海和东海的商贸往来非常密集,水域较浅。东海四分之三的海域水深不足两百米,不足以让中国潜艇在不被 "听到 "的情况下进行下潜和隐蔽机动。目前,中国的弹道导弹潜艇活动范围仅限于南海海南岛附近海域。由于射程有限,它们无法抵达美国大陆。为此,中国只能依靠地对地弹道导弹,从本质上讲,地对地弹道导弹比潜艇更脆弱,潜艇更容易隐藏",来自武装部队部的同一消息来源证实了这一点。

台湾拥有从其东部海岸线直接进入深海的优势。这将是中国建造新的 弹道导弹潜艇基地并接近美国海岸的机会。专家认为:"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个直接威胁"。

加强其他领土和海洋主张

最后一个理由是加强其他领土和海洋主张,如果征服台湾,将有助于实现中国政府的其他目标,如其众多的领土和海洋主张。

亚洲问题专家Marianne Péron-Doise 解释说:"台湾海峡问题必须放在中国海洋力量全球扩张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通过控制台湾,中国可以扩大其专属经济区并对航运施加限制"。虽然眼前的利益是外国军舰,但扩大主权区也能让中国对商船行使监督权——这是中国向邻国施压或促进自身利益的有力杠杆。

台湾海峡是中国希望完全控制的海域之一,尽管它的部分海域是向航运自由开放的国际水域。但韩国和日本的经济严重依赖进口,中国政府控制南海和东海之间这条主要贸易航线的前景令两国担忧。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进口。

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支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而中国政府正试图巩固其在南海的地位,这对海洋法及其邻国都是不利的。

控制台湾梦寐以求的半导体市场

最后,夺取台湾还将使北京政权能够控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该产业占全球产量的很大比例(63%)。这些元件是制造高科技产品(电话、飞机、太阳能电池板等)的关键,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最先进的半导体主要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TSMC)生产。如果能染指这一产业,那将是不可否认的收益,但北京是否能轻易利用这一产业还不一定。台积电本身依赖于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原材料,如果中国政府试图破坏该行业的稳定,这些国家可能会决定减少或中断这些销售。

台湾对中国政府来说具有许多战略意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霸权主义野心。这不再是制衡美国的问题,而是与美国人竞争的问题,在中国人的话语中,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亚洲之外的强国",中国问题专家玛丽安-佩隆-多伊斯(Marianne Péron-Doise)说。台湾是中国 "复兴 "的主要障碍,这就引出了潜在武装冲突的问题。

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从“为什么台湾对习近平及其政党构成生存威胁”角度分析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是中国唯一的权力独裁者,其统治合法化的部分原因是坚称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台湾的成功表明这完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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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史话·九】1984年洛杉矶:共产主义阵营抵制之年
DEC 31, 2023
【奥运史话·九】1984年洛杉矶:共产主义阵营抵制之年

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正值冷战,遭到苏联和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抵制。抵制,是克里姆林宫对四年前美国及其盟友抵制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回应。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三次,也是截至目前最后一次受到如此大规模抵制浪潮的席卷。

由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约50个国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这一次,在洛杉矶,苏联及其大部分盟友都缺席奥运赛场。参赛的则有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和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等。这些国家的参赛,尤其是罗马尼亚的参赛,是否是其独立于莫斯科的标志?亦或是有利可图的行动?围绕罗马尼亚参与本次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些谜团,我们在本台罗马尼亚语编辑部主编Vasile Damian的带领下,走进本期的奥运史话。

罗马尼亚决定前往参加洛杉矶1984年奥运会,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是该国在奥运历史上的辉煌一笔。这一次,罗马尼亚是唯一参赛的华约国家,罗马尼亚人也最终在奖牌榜上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对于主流的东欧共产主义集团来说,本次奥运的口号是抵制。那么布加勒斯特是出于何种原因,特立独行,决定参赛的呢?一些历史学家将罗马尼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决定,归因于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权力与政治计算:没错,1980年罗马尼亚人确实以效忠东方“老大哥”的名义参加了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所抵制的莫斯科奥运会,但4年后,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关系却远远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此外,罗马尼亚需要强大的货币,齐奥塞斯库打算尽可能多地获得硬通货。参加洛杉矶,对这一点有利。还有一点,那就是罗马尼亚独裁者还希望通过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来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就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而言,他的确在奔走、竭尽全力说服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决策者们,例如中国人,来加利福尼亚参加奥运会。无论是在体育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数千名才华横溢的运动员如果缺席,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对此,历史学家阿德里安·乔罗亚努表示:“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已经签署了相关的电视转播权合同,如果大量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集体缺席奥运会,将导致重大损失”。

经过国际奥委会、罗马尼亚奥委会和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府之间的谈判,在齐奥塞斯库的批准之下,罗马尼亚人获得了约12万美元的奥运代表团旅行与下榻经费。这是对罗马尼亚有利的一个决定。继罗马尼亚后,中国和南斯拉夫也效仿,决定参加。

罗马尼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历史性成功。从1984年往前数,从1984年往后看,罗马尼亚都从未像1984年当年一样,获得如此多的奥运奖牌。这一次,124名罗马尼亚运动员在奥运会的世界奖牌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东道主美国。本次罗马尼亚代表队总共斩获了53枚奖牌,其中包括20枚金牌。暂且不看政治层面的得失,这无疑是罗马尼亚的一场体育胜利。

洛杉矶对罗马尼亚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参赛报以极大热情和赞赏。当罗马尼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场时,人们起立,报以热烈掌声,经久不息,欢迎他们未受苏联影响,抗住压力前来参赛。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对罗马尼亚的体育事业是有利的。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罗马尼亚运动员揽得25枚奖牌,其中包括6枚金牌。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罗马尼亚运动员的表现创造了历史,尤其可圈可点的是罗马尼亚女性运动员们第一次成为奥运冠军。在这样热烈的气氛笼罩下,体操在罗马尼亚大火,成为罗马尼亚国家重点项目。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匈牙利裔罗马尼亚籍体操运动员叶卡特琳娜·扎博(Ecaterina Szabo)大丰收,共获得四枚金牌和一枚银牌,成为本次奥运会上获得奖牌数最多的女性运动员。获得最多奖牌数的男性运动员则是来自中国的李宁。除了体操,罗马尼亚代表队还在皮划艇独木舟项目、田径、举重等领域大放异彩,为整个国家带来无与伦比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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